5月13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发了陈若一撰写的书评文章《一个历史小人物的“自我”》，向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总社图书《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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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如下：

一个历史小人物的“自我”

陈若一

《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书中插图

　　何谓“小人物”，在不同背景下，是存在不一样理解的。杨贵妃的三姊虢国夫人，在当时人的眼中，无论如何都与“小人物”三个字不沾边：她出身士族高门弘农杨氏，与武则天的母族是远亲，在贵妃得宠之后，“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资治通鉴》），可谓身份高贵，地位尊崇。但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她又是不折不扣的“小人物”：正史没有专门为她立传，有关她的记载，只在对其他人事迹的叙述中旁及，或者要从文艺作品中找寻只言片语。无人知晓她准确的姓名、年龄，她在妹妹成为贵妃、自己前往长安之前的经历，也大多被埋没在了时间长河之中。

　　对于这样一个角色，研究无疑是困难的，或许只能对有限的材料进行穷尽式的深入发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发掘意义何在？对于今人观照历史，可兹帮助的地方在哪里？

　　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微观史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从具体的人物或事件入手，来反观其背后宏大的历史背景。由此来看，对于一个小人物的挖掘，意义并不仅止于小人物本身，而是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和途径，来观察整个历史时代。

　　李志生的《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以下简称《虢国夫人》），当然也可以嵌套进这样的框架里：透过虢国夫人的个人经历，来窥测唐玄宗时期顶层贵族女性的生态，甚至可以将视野扩得更大，溯及整个盛唐时期的社会生活。但若仅止于此，这部著作的意义仍是有限的，毕竟近年来唐人日常不乏研究，本书也并未在这一领域有里程碑式的突破。那我们能否跳出这种以小见大的思维定式来对所谓的历史小人物进行研究呢？我认为，《虢国夫人》一书，给出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

文本：衍变中隐没的“自我”

　　历史人物得以进入当代读者的视野，所依赖的主要是文字记载。有关虢国夫人的文本记录，大约可以用少得可怜来形容，但《虢国夫人》一书通过精心的梳理编排，使得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虢国夫人”这一形象的变化及背后的因素。

　　面对历史文本，读者往往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们所读到的东西，一定等于真实吗？《虢国夫人》书中回应了这一点：“由于‘过去’这个客体本身是不可再现的，人们只有通过‘想象的’方式来使它再现于意识和话语之中。所以一切历史的再现，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但想象的、虚构的东西，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或是受限于记录者的认知，无意中留下了不尽真实的记载；或是记录者出于某种明确的意图，有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加工和再创造。因此，虢国夫人的面貌，也在这种无意与有意之中，变化万端。

　　据《虢国夫人》分析，自唐至清，虢国夫人的形象经历了从与政治联系紧密的“乱阶”“女祸”，到逐渐脱离政治因素、成为以“情”为核心 的角色以及“素颜美”象征的转变。这一变化，更多的应该是“有意”造成的。在谈及唐代的虢国夫人文本时，李志生提到：

　　（唐代文本）对虢国夫人的记载重点不在她的个人生平经历，而在与政治人物或政治局势的关联上……文人、政治家对虢国夫人记载的出发点，必然是基于政治上的取鉴需要。

　　在五代及两宋，随着两《唐书》与《资治通鉴》的问世，这一趋向的影响更加深远，虢国夫人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红颜祸水”的标签。但在盛唐的回响逐渐远去的元明清时期，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她本人的特质。一方面，“淡扫蛾眉”的她，令人联想到各种高洁素雅的植物：海棠、梅花、白牡丹、白莲花……人们仿佛遗忘了她与安史之乱那场浩劫的关联，只着意于花朵与她容貌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文本中仍保留了批判虢国夫人放荡私生活的内容，但此时写作者的重点转向了“情”——她与唐玄宗的特殊关系、和安禄山的暧昧不明，都成为着重描绘的对象。《虢国夫人》总结道：

　　元明清时期的虢国夫人文本，由唐宋时期的主体写实倾向走向了审美与戏剧冲突的方向。……诗人以主观情感投射到物象上，物象被赋予意义，由此产生了情景交融、寓情于景、借物抒怀等作用，此种用法的中心即在于作者之“情”与“境”……在清代的戏剧、小说中，“情”也是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主题。

　　在这样一种文本衍化的过程中，虢国夫人本身似乎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她更像是一件趁手的工具，当需要一个可资借鉴的反面形象的时候，她就和杨家诸人一起，扮演祸水的角色；而当她所处的时代已经远去，人们不再迫切地需要借用她达成政治教化的目的，她不施脂粉的清素美貌便得以凸显，与种种象征着纯洁、淡雅的花卉意象重合，成为文人们抒发自身情怀的佳典。而她和玄宗、贵妃、安禄山等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也成为了描绘戏剧化冲突的绝妙素材。至于真正的虢国夫人是什么样的、她有过怎样的经历和想法，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在这种不断变化的书写中，写作者的“自我”是突出的，而虢国夫人的“自我”则是隐没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场对虢国夫人的再创作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女性作者的身影，不止一位女诗人，借用虢国夫人这一形象，从己身感受出发，表达自己的情趣与审美。在一位女性隐身的同时，后世仍有数位女性，还在借以发出“自我”的声音。

日常生活：故纸堆中的鲜活生命

　　如果说有关虢国夫人文本的衍化，主要反映出的是后世写作者的时代环境和心态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把视角转回虢国夫人本人。她终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着完整生命历程，而非一个虚构的艺术角色。

　　《虢国夫人》中提到了两个我们并不陌生、但却很少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谈到的词：主体性、能动性。

　　社会性别理论强调关注妇女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能动性（agency），侧重她们的自我感受（self-perception），这在虢国夫人的研究课题中，同样是一个需要更多揭示的重点。虢国夫人自其文本出现之始，就是以唐玄宗时期的政治和帝王个人生活的附属而存在，她“长久以来被‘封装’在男性知识和权力精英的各种叙事文本”。其结果是，虢国夫人变成了一个“无声的从属者”，但她的所作所为，其实是有诸多的自我背景与自我导向的，其中明显蕴藏着她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虢国夫人不是女诗人，没有办法像后代那些借她的形象咏花言志的才女一样，直白地表达她的情感。但透过她的日常生活，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她的部分“自我”。

　　对于虢国夫人日常生活的介绍，《虢国夫人》一书分了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她的日常交往，二是她的衣食住行。前者因为涉及人际关系，更能反映出虢国夫人的能动性。

　　虢国夫人的交往活动其实相当简单，尽管也有与其他王侯高层及普通官民的来往，但主要还是围绕杨家外戚和宫廷人物展开。作为杨氏家族的共同成员，她与贵妃和其他外戚之间有着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而她和杨国忠、唐玄宗之间的情感关联，又成为了杨氏内部的一个矛盾集中点。这使得“她与杨贵妃，与杨氏诸外戚的交往，或更多表现了自在交往的一面，但与杨贵妃、杨国忠的交往，也隐含了争锋与利用的因素，存在着异化交往的成分”。有亲情也有妒忌，有爱意也有冲突，有真情流露也有利用算计……虢国夫人的“自我”在这些交往经历里逐渐丰满。

　　物质生活上，和虢国夫人联系最紧密的词语，大概当属“奢侈”。顶层贵族女性的豪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很少有人想要去问问“为什么会如此”。但《虢国夫人》问了，并给出了一个答案：

　　虢国夫人对高层次物质的需求愿望，是较一般人更为强烈的……衣食住行是满足人的生理、安全的基本层面，虢国夫人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基本需求，她所追求的无疑在更高层次——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虢国夫人虽容貌姣好，但命运却较姊妹更为坎坷，较之小妹，她虽美丽却坐不到贵妃之位；她早年丧夫，资貌不如她的韩国、秦国夫人却可以夫妻比翼。所以，衣食住行也成为她的又一“战场”，她要凭此而赢得尊重，并以之证明自己的胜出。

　　正如前面谈到过的，由于历史不可回溯，我们无法对虢国夫人本人进行采访，当然无从知道这样的“答案”是否真的符合她的“自我”。但这种推测仍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媒介，推开了一扇了解虢国夫人这样的历史小人物的窗子，它使得“虢国夫人”从一个称呼，变成了一个富有感情的、有追求的生动的人。

　　做好一个历史小人物的题目是很难的。个体生命对于漫长的时间来说，实在是太过微不足道。史学的传统习惯于聚焦在帝王将相们身上，这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人生轨迹能相对准确地勾勒时代的轮廓。但太多的小人物仍值得我们注目，无论曾是高贵的，低贱的，富阔的，贫穷的，既然得以被记载，他们的形象便会在后人一次次地书写创作中，逐渐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可在透过他们的生命观照历史时代的同时，还不应忘记的，是他们有着独属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真实的喜怒哀乐。当我们的视角从宏大的历史中重新回归到“小人物”身上，感受他们努力绽放过的“自我”，或许便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将鲜活的“人”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来，展现出生命亮丽的光彩。

编辑/李宣仪 审核/王笑一